中國網/中國發展門戶網訊 生物多樣性是地球生態系統的基礎，也是人類賴以生存和發展的重要保障。我國是生物多樣性大國，多年來將生物多樣性保護置于優先地位，作為《生物多樣性公約》第十五次締約方大會的主席國，引領國際社會達成了“昆明—蒙特利爾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以下簡稱“昆蒙框架”），為全球生物多樣性治理明確了路徑；出臺了《關于進一步加強生物多樣性保護的意見》等一系列指導意見；發布了《中國生物多樣性保護戰略與行動計劃（2023—2030年）》等計劃；開展了天然林資源保護等一系列重大生態工程；推進了以國家公園為主體的自然保護地體系和以國家植物園體系為引領的植物遷地保護網絡建設等，顯示出了保護的雄心和決心。
西部是我國生物多樣性保護的關鍵區域。保護國際（Conserv時租空間ation International）評估的36個全球生物多樣性熱點地區中，我國分布有4個，全部位于西部地區。西部地區物種豐富，特有種比例高，是全球物種形成與分化的熱點區域，高等植物占我國高等植物總數的70%，動物特有種占全國的50%—80%。另一方面，西部地區生態系統脆弱，自然本底狀況較差，更容易受到人類活動和氣候變化等因素的威脅，近年來氣候暖濕化和“亞洲水塔”失衡等對西部生物多樣性也產生了重要影響。
基礎研究和科技創新是生物多樣性保護的重要支撐，國家對此高度重視。近年來我國布局了重大科研項目，推進生物多樣性的調查監測評估與科研攻關，建設了監測和野外觀測網絡，搭建了數據中心和種質資源庫等平臺，為西部生物多樣性保護提供了從監測、評估到修復、決策的全鏈條支撐。本文系統分析了科技支撐我國西部生物多樣性保護的現狀和主要挑戰，并提出了未來發展建議。
科技支撐我國西部生物多樣性保護的現狀
生物多樣性調查和編目成效顯著，為西部生物多樣性保護奠定堅實基礎
從20世紀50—60年代起，中國科學院和相關部門組織了新疆綜合科學考察、青藏高原綜合科學考察、橫斷山考察等40多次自然資源綜合科學考察，編撰完成《中國植物志》《中國孢子植物志》《中國化石植物志》《中國海洋生物圖集》和部分《中國動物志》等全國性志書，也完成了《云南植物志》《貴州植物志》《四川植物志》《新疆植物志》《云南鳥類志》《云南魚類志》等一大批區域動植物志，基本摸清了西部地區生物資源的家底。自2008年起，我國科學家每年發布《中國生物物種名錄》。此外，我國標本館的數字化建設也在大力推進，成立了國家標本資源共享平臺，相關研究單位整合現有的物種數據，形成了植物科學數據中心和動物主題數據庫等數據庫網絡，為西部地區生物多樣性保護工作提供了堅實的科學數據支撐。
生物多樣性科學研究和調查評估，有效支撐了西部生物多樣個人空間性保護實踐
隨著我國在科學研究領域的投入不斷增加，我國科學家在青藏高原、橫斷山脈、喜馬拉雅地區和黃土高原等區域的保護生物學研究取得了重要進展，涵蓋生物多樣性的起源、演化與維持機制、生態系統服務與功能、物種及生態系統響應全球變化機制、物種瀕危機制等多個關鍵領域，相關成果已陸續發表在Nature、Science、Cell及PNAS等國際學術期刊上，展現了中國在這一領域的原創性貢獻。
另外，自20世紀90年代開始，我國科學家依托調查與監測數據，系統開展了國家物種受威脅狀況評估工作，并陸續發布了《中國植物紅皮書》《中國瀕危動物紅皮書》《中國物種紅色名錄》《中國生物多樣性紅色名錄》及《云南省生物物種紅色名錄》等一系列重要評估報告。這些研究成果和評估報告，為西部地區的生物多樣性及瀕危物種保護的相關決策提供了堅實的科學依據，也為國家及地方重點保護野生動植物名錄的修訂，提供了強有力的九宮格科技支撐。
相關研究平臺建設，有效支撐了國家就地保護和遷地保護網絡
我國逐步構建了覆蓋西部地區的多個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監測網絡，包括中國生態系統研究網絡（CERN）、中國生物多樣性觀測網絡（China BON）和中國生物多樣性監測與研究網絡（Sino BON）等，為自然保護地建設和保護效果的評估提供了強大的數據支撐。相關監測和科學研究成果，有效支撐了以國家公園為主體的自然保護地體系建設。我國目前已經設立了三江源、大熊貓等5個國家公園，并遴選出了49個國家公園候選區，占我國陸域面積的10.3%。
此外，我國已建立動物園、野生動物園（動物展區）240多個、野生動物收容救護和人工繁育場所近300處；建立植物園（樹木園）約200個，遷地栽培活體植物約2.8萬種；設立了國家植物園和華南國家植物園，發布了《國家植物園體系布局方案》，將分布在西部的成都、昆明、西雙版納、林芝、秦嶺、西寧和伊犁—吐魯番等7個植物園列入候選國家植物園名單。
我國還建成了世界第2位、亞洲最大的野生生物種質資源庫——中國西南野生生物種質資源庫，通過規模化保存、技術創新、國際合作和科研支撐等多方面努力，該資源庫有效保障了國家生物戰略資源安全，并為可持續發展提供了重要支撐。展望未來，國家公園體系將與國家植物園體系協同聯動，共同構建起我國生物多樣性保護的新格局。
科技支撐我國西部生物多樣性保護的主要挑戰
部分類群和區域調查監測不足，數據缺乏共享和整合機制，無法支撐系統理論研究
西部地區雖已部署開展了廣泛的生物多樣性調查，建立了多個生物多樣性監測網絡，但目前保護和監測仍側重于動物和植物，真菌多樣性保護起步較晚，監測不足。部分地區如邊境沿線和冰川河谷等區域，由于地形復雜，交通受限，存在研究薄弱區域。此外，現有監小樹屋測網絡智能化水平較低，缺乏網格化本底調查數據，信息化程度和數據更新頻率低，缺乏有效的數據共享和整合機制，無法支撐重大理論前沿問題的系統性研究。
深層次生物多樣性科學規律認識不足，缺乏重大理論突破
西部地區涵蓋了從熱帶到寒帶、從濕潤到干旱的各類自然生態系統類型，堪稱地球生態系統的縮影，是研究生物多樣性形成演化等重大前沿理論問題的天然實驗室。我國是生物多樣性超級大國，但生物多樣性重大理論前沿問題的研究水平與大國地位嚴重不符，缺乏原創性重大理論突破。對生物多樣性維持與演變規律等深層次科學規律認識不足。例如，我國生物多樣性格局是如何形成的、為什么西南山地和青藏高原會有如此豐富的物種多樣性等國際進化生物學和保護生物學的前沿熱點問題缺乏理論性突破。
遺傳多樣性調查和應用缺乏，重大工程的規劃和實施缺乏系統支撐
遺傳多樣性調查研究嚴重不足，保護實踐中應用較少，嚴重影響了我國遺傳資源的有效保護和深度挖掘，以及野生生物資源的可持續利用和生物多樣性科學的發展。此外，由于缺乏系統和原創性研究，我們對自然規律的認識不夠深入全面，使得重大工程在部署和實施時，缺乏系統思維和系統治理理念，片面追求單一數量指標，帶來了諸多生態和社會經濟問題。
跨境生物多樣性保護多邊合作機制不健全，外來入侵物種風險防控有待加強
西部地區覆蓋我國陸地邊境線的82%，邊境線長，且極易暴露于外來入侵物種和流行疾病的威脅當中。目前區域性國際合作與跨境保護機制不夠健全，跨境生物多樣性監測與保護、資源收集與利用、外來物種入侵的監測與預警等領域的合作剛剛起步，在國際資源獲取、信息資源挖掘、知識產權保護、國際參與度及資源高效利用等方面仍需進一步提升。此外，西部邊境區域，外來入侵物種和疫源疫病動物的本底不清，物種入侵風險和疾病傳播風險的預警防控不夠，多數情況下只能被動應對外來入侵物種和動物疫病等重大風險，經濟社會損失風險較大。
部分區域就地保護和遷地保護體系不完善
盡管西部地區分布有超大型自然保護區群，但關鍵生物多樣性區域被保護的比例有限，存在保護空缺，部分珍稀瀕危物種的棲息地尚未得到有效保護。另外，我國西部地區植物園的整體功能設計和協調性不高，部分區域植物遷地保護還未覆蓋。例如，青藏高原僅有1個植物園（華西亞高山植物園，四川都江堰），作為青藏高原主要組成部分的青海和西藏在植物園建設方面還幾乎處于空白；黃土高原植物園中遷地或近地保護點數量較少，太原植物園、蘭州植物園等還未形成較完善的遷地保護規劃與措施，黃土高原北部物種的遷地保護缺乏。
生物多樣性人才隊伍相對薄弱，年輕一代戰略科學家稀缺
生物多樣性相關的生物分類、生物地理等基礎學科，與其他學科領域相比，在資源爭取、成果評價及人才集聚等方面都處于劣勢。西部地區多位于欠發達省份，受區域發展和工作環境的限制，對人才的吸引乏力，穩定人才的外部環境還顯不足。能夠運用新技術，實現學科交叉的青年科技人才和戰略科學家極為稀缺，分類學等基礎學科面臨人才斷層的問題，有些類群的研究人員甚至已經“瀕危”。
科技支撐我國西部生物多樣性保護的發展建議
推動生物多樣性監測衛星研發，構建智能化保護監測和決策平臺
推動生物多樣性監測衛星的關鍵技術研發，在全國范圍內建立以全疆域、全天候九宮格、高分辨率生物多樣性監測衛星，低成本、長續航、高智能生物多樣性監測無人機和非損傷性、高效環境DNA采集等高新技術為訪談代表的“空天地海”生物多樣性人工智能探測系統。系統開展大型真菌物種多樣性的野外調查與評估工作，重點聚焦疑似滅絕、受威脅和數據缺乏等類群，建立布局合理、功能完善的監測網絡體系。結合新一代人工智能（AI）+生物技術和大數據探索，構建“AI智能化生物多樣性保護監測和決策平臺”，服務于我國西部乃至全國的生物多樣性研究、保護和精準管控。
開展多學科交叉生物多樣性系統研究，實現重大理論突破
創新生物多樣性研究范式，建議啟動“生物多樣性保護與治理科技支撐重大專項”，統籌遺傳多樣性、物種多樣性和生態系統多樣性3個層次，將生物多樣性保護、氣候變化和國土空間規劃等整合考慮，全面推進生物多樣性保護系統研究。充分發揮西部地區天然實驗室的優勢，面向重大科學前沿，提出具有中國特色的生物多樣性保護科學理論，搭建技術創新研究平臺，加強學科交叉和聯合攻關，開展生物多樣性形成與維持機制、物種適應演化和瀕危機制等基礎理論研究，實現重大突破。
開展野生生物遺傳多樣性本底調查，加強生物資源開發利用研究
部署開展全國野生生物遺傳多樣性調查和研究。加強生物遺傳資源的開發利用研究，基于新一代生物學技術的研究平臺，充分挖掘生物遺傳資源在解決糧食安全、生命健康和環境問題等方面的重要潛力，大力發展特色生態優勢產業。建議與國際知名科研機構和領域著名科學家合作，建立國際科學聯盟，啟動“瀕危野生物種數字諾亞方舟國際大科學計劃”，通過解析和保存瀕危物種的高質量完整基因組，建立物種拯救和重現的技術體系，為瀕危物種的拯救和滅絕物種的復活提供技術支撐。
推動建立跨境生物多樣性保護戰略合作網絡，維護區域生態安全
以“一帶一路”倡議為契機，依托政府間長效合作機制，進一步完善全球生物多樣性保護國際合作體系，推動國內國際深度開放合作；加快與周邊國家和地區建立跨境生物多樣性保護聯盟，建設跨境生物多樣性保護廊道，推進實驗室和野外臺站共建以及資源共享；開展外來入侵物種和疫源動物的本底調查，構建外來入侵物種跨境溯源和疫病動物分布數據庫，研發外來入侵物種和疫病的可持續防控、攔截和治理技術，建成預警—控制—攔截一體化的管控體系。推動跨境生物多樣性保護的全面一體化，構建區域、國家及全球的生態安全屏障。
統籌推進西部地區國家公園和國家植物園建設
西部地區是我國生態安全的重要屏障，生態大保護是其重要的戰略定位。未來需綜合考慮氣候變化和人類活動等因素的多重影響，統籌規劃西部地區以國家公園為代表的就地保護網絡和以國家植物園為代表的遷地保護網絡體系，遵循自然地理規律，構建適宜的山水林田湖草沙冰空間配置模式。有序推進西部地區國家公園候選區和候選國家植物園建設。
加強生物多樣性研究人才隊伍建設，引領全球生物多樣性研究
加大生物多樣性調查和分類學研究人才的支持和政策引導，實現項目布局傾斜，穩定生物多樣性研究、保護和管理隊伍，著力培養掌握新技術的分類學專業人才、生物多樣性信息化專業人才、跨境生物多樣性保護和管理人才及戰略科學家，提私密空間升人工智能技術和大數據在生物多樣性研究和保護的服務能力。加強人才隊伍建設，重視本土人才的培養，制定適合西部的人才政策，構建合理的生物多樣性研究、保護和管理的人才結構體系和梯隊，引領全球生物多樣性研究。
（作者：魏輔文，中國科學院動物研究所 江西農業大學；孫航，中國科學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朱教君，中共享會議室國科學院沈陽應用生態研究所；李保國，西北大學生命科學學院；喬格俠、朱江、平曉鴿，中國科學院動物研究所；陳世龍，中國科學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中國科學院院刊》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