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應镠師長教師曾任中國魏晉南北朝史學會參謀、中國宋史研討會副會長兼秘書長，歷來以史學名世。跟著歲月的磨洗，他的作家那一面影已不為人知。比來問世的《程應镠文學文存》，為他的這一成分留下了雪泥鴻爪。
程應镠出生于江西新建號稱“一門兩督撫”的官宦世家。七歲收家塾習學《詩經》、“四書”與《左傳》，而后進讀《古文辭類纂》，自憶“一些經史子集的常識，都是從這部書得來的”。十四歲，赴南昌改受舊式教導，課余陷溺俄國小說、古典詩詞與《世說新語》《論衡》等古籍。高中階段熱衷“五四”以來的新文學作品，先迷上郁達夫的小說與散文，終極為沈從文所吸引，做一個像《邊城》作者那樣的作家，繚繞著他的夢思。
一、想得燕京唸書日
1935年秋，程應镠考進燕京年夜學，平易近族危亡已火燒眉毛，不久，“一二·九”活動迸發。由美國主辦的燕京年夜學，校園氣氛絕對寬松，先生文學社團與藝文刊物蓬勃多元。他既憂心時局，又醉心文學，同時投身于先生活動與文壇運動。正如他在《略論燕園文壇》里說：“隨著巨大的一二·九活動，燕園作家剛強地踏上了平易近族抗戰的路。”
程應镠的文學創作始于1936年，作品不時登上燕園與平津的文學報刊。他先后用過徐芳、流金、沈思、旒珍、仲思、況自等筆名，流金用得最多，也最為人知。每個文學青年都做過詩人的夢，他也最先以古詩而著名燕園。
1936年頭，程應镠參加中華平易近族束縛前鋒隊，在介入救亡運動同時，也餐與加入了南方右翼作家同盟。燕園近五十名文藝青年景立“一二·九文藝社”，他作為擔任人掌管社刊《青年作家》。為爭奪名作家加持，他作為代表往謁敬慕已久的沈從文，從此保持了畢生的友情。《青年作家》聘任沈從文、蕭乾、林徽因、陸志韋、陳夢家、聞一多、曹靖華、孫席珍、楊剛、齊同（高滔）、謝冰心、郭紹虞等三十報酬特邀撰述人，沈從文為創刊號撰寫了《對于這新刊出生的頌詞》。
這年春夏之際，程應镠與同窗王名衡（筆名天藍）籌建“年夜學藝文社”，社員均為燕京年夜學等北平諸高校與浙江年夜學的先生。5月1日創刊《年夜學藝文》，僅出一卷二期即因經費而終刊。
這年炎天，清華年夜學創立南方文學社，程應镠代表燕京年夜學“一二·九文藝社”與“年夜學藝文社”餐與加入了成立年夜會。他在燕年夜訂交而后來著名的作家有宋奇（即宋淇）與天藍等。1937年2月，他邀集宋奇、夏得齊（即周游）與葛力在《燕京消息》上開辦《四人行》專欄，每月一期，由四位加入同盟者輪值編纂。專欄共出四期，另出三期增刊，因抗戰迸發而中止；他編了第二期與5月的散文增刊。
程應镠有《略論燕園文壇》，對燕園文學作俯瞰性評論，最后疾呼：“把眼睛看一看。世界，人物，本身的前程，平易近族的命運，從事文學的人，盡不難找出本身所應走的路。我們需求真正的的作品。”他在《對作家間新的活動的一種見解》里揭出本身的文學主意：“以真正的的事作骨干，而寄以作者本身的幻想，心匠獨運，成而為文，這類作品，我們似嫌太少，而我們所需求的倒是這一類。”
燕園時代是程應镠文先生涯的發端期。他懷揣著作家夢，測驗考試各類體裁，以家鄉往事與小我感念為中間，以散文與小說為主打。小說《秋收》《荷姑》《吃新》《省墓》都取材于家鄉見聞，頗有沈從文鄉土小說的神韻；此中《玉石井的風浪》傳奇而凄美，初具本身的特點。他感悟到文學應當關懷平易近族的命運，也有相似《從北平到百靈廟》那樣報道察綏抗戰將士的勝利之作。但燕園文學究竟只是他的叫聲初試，可借其詩句“尚余春夢足清談”作為歸納綜合。
二、南北此心系狼煙
1937年的盧溝橋炮聲，讓程應镠深切感觸感染到本身的前程與平易近族的命運從此徹底轉變。這年，他流離失所，在武漢年夜學借讀時代與趙榮聲、劉毓衡（即陳其五）開辦了名為《活報》的刊物，將文學運動與抗戰狼煙自發聯絡接觸起來。12月，他北上山西，進進八路軍115師343旅686團任宣揚員，擔任編印戰地油印報，同時在漢口《至公報》副刊上頒發關于八路軍的報道、散文與小說。1938年夏初，他前去延安，隨即受命南赴武漢，打點前方通信社掛號事宜。待命時代，他結識了臧克家。
南下賤亡，山西抗敵，延安行歷，閭里小樹屋聞見，程應镠的文學創作描繪了國難當頭時的社會眾生相。他寫了《亡命之一頁》《陜行雜記》與敵后抗日、家鄉蒙難等系列作品瑜伽場地，以《汾水的西岸》《夜行》《黑夜的游龍》《姑射山中的風雪》等報道最具社會影響。1938年3月13日，《至公報》記者陳紀瀅有《寄文藝戰友——流金》，對他的戰地報道年夜為推重：“姑射山中行軍的一段很雄渾，這也是你小我汗青發明的首頁，我渴望從這頁起，一頁比一頁好，不再寫姑射山，汾水，風陵渡！而重寫呂梁山，平型關！”
開辦前方通信社受阻，程應镠間關赴滇，持續進讀東北聯年夜。聯年夜進修之余，他與徐高阮、丁則良等開辦了壁報《年夜學論壇》，作為論政論學論文的公共陣地，成為聯年夜壁報的靚麗景致線。沈從文時正執教于聯年夜，師生過從遠較燕年夜時頻密。程應镠課余保持寫作，昆明、重慶、噴鼻港等報刊文藝副刊幾次可見他的散文與小說。因沈從文推舉，他從1939年5月起為昆明《中心日報·黎明》副刊撰稿，其《澄江小記》頗受鳳子的贊賞。與此同時，他受沈從文之命編纂《黎明》副刊，組稿對象包含汪曾祺與袁可嘉等。1940年6月1日，結業期近，他在《黎明》上刊載《離別》，交接了投稿與編纂的顛末：
往年蒲月十八日，《黎明》創刊后一期，我即為《黎明》寫稿。十月底，相助鳳子師長教師編幾個特刊。十一月底鳳子師長教師往渝，至本年四月，我又幫孫毓棠師長教師看稿，四月以后，我始正式負編纂之責，至本月底，為時不外兩月。此外，《禮拜綜合》自仲春創刊，是一向由我編著的。總計，我和《黎明》的關系，共一年又十三日，先后編過散文、翻譯、批駁與先容共三期，《禮拜綜合》十四期，《黎明》兩月。
聯年夜時代，他的散文創作與紀實報道照舊繚繞著抗戰主題。散文《鄉思》仍以家鄉為題材，描繪了他鄉游子與故鄉白叟遠隔數千里的相互懷念，兩邊異地的情形切換，行文清雋而凄美，感情細膩而逼真，被選進《中國新文學年夜系》（1937—1945）《散文卷》。《夜行》描述八路軍夜行軍，調動了他在山西親歷的素材，經沈從文筆削，先刊于其主編的《本日評論》文藝欄，后英譯轉錄發載于《年夜西洋雜志》傳佈海內。
1940年夏，因沈從文之介，程應镠編選了近作《一年集》，列進章靳以主編的“狼煙叢書”，1942年由狼煙社在重慶出書；其后又由巴金掌管的文明生涯出書社編進“文季叢書”，1949年頭在上海重版。《一年集》收散文十三篇，出力書寫了這場戰鬥給人們帶來的離合悲歡。姜德明在《流金的〈一年集〉》里說：“書為戰時流浪之作，甚至是趁熱打鐵，讀來很有沾染力。”他還指出：“《一年集》是一本抒懷意味濃烈舞蹈場地的書，也是一本文筆樸素，佈滿了抗戰氣味的散文集，盡管書內沒有一篇是直接寫戰鬥的。”此中寫家鄉的篇什，“乍看這一組散文，不外是寫運動的家鄉和親子之情，現實覆蓋在人們心頭的還是那場巨大的平易近族自衛戰鬥。這不是普通的傷拜別情”。他的結論說：“在我們的抗戰文藝史中不該任它湮滅失落。”在《程應镠的散文集》里，倪墨炎從文學角度評說：“作者的文字精美而不艷麗，秀氣而不服淡；非論寫景仍是敘事，都富于抒懷顏色。”他還點明了程應镠散文特性的來歷：“沈從文一直是他敬佩和追慕的教員，幾十年間一向堅持著親密的聯絡接觸。他的散文，總感到和《湘行散記》《湘西》在血脈上有相通之處。要說他的散文的特性，生怕也要從這里說起。”
聯年夜時代，程應镠仍然耽讀舊體詩，對中國古典詩歌獨詳細悟，頒發了《門外談詩》。針對西洋將詩兩分為敘事與抒懷的說法，他提出中國詩應當劃分為說理的、言情的與寫景的三類，力主說理詩同為中國詩最可貴的部門。針對聚訟紛紛的唐宋詩分野，他以為，唐詩“佈滿了音樂的快感”，宋詩則“給我們一種丹青的光鮮”，唐宋詩差別“一個是身在此中，一個是身在其外；一個令人近乎陶醉，一個令人近乎甦醒”。他瑜伽教室誇大，詩的藝術，“一為言語的藝術，一為文字的藝術”，而“從《詩經》以致唐詩，是從應用言語進詩到應用文字作詩的階段”。對這篇詩論，詩歌翻譯家許淵沖在《續憶逝水韶華》里年夜為推許：“此中有不少獨到的看法。從中可以看出流金的綜合才能和剖析才能，他也像唐人一樣對人生和世界能看其全了。”
抗戰後期是程應镠文先生涯的成熟期。南北狼煙，勇赴國難，所見所聞，刻骨錐心，為文學寫作儲蓄儲存了動人的素材；燕園時代覺醒的文學創作與平易近族命運之關系，這時才有筆與火的實行；重返東北聯年夜的復讀歲月，讓他既有反芻品味這些經過的事況與題材的余暇，也取得了文學運動的人脈與平臺。這些恰是他在紀實報道與小說、散文等範疇寫出最好作品的緣由，借使倘使用他的詩句作提煉的話，那就是“哀時俱作不服叫”，這也契合文學創作的基礎紀律。
三、血寫文章論來源根基
1940年夏秋之際，剛從聯年夜結業的程應镠就應原燕年夜同窗、中共地下黨員趙榮聲的召約，前去河南正面疆場，在駐軍洛陽的第一戰區主座司令部任職。他抗衡戰火線的公民黨部隊深致不滿，一方面以舊詩抒寫家國之感，一方面寫小說、散文與時論投寄火線與后方的報刊。
1941年3月前后，程應镠為第一戰區干訓團開設文學講座，講俄國文學，側重會商屠格涅夫小說中的女主人公。約略同時，他刊發了《論今朝文學五事》與《睜開北疆場的文藝活動》。前文會商了新文學與抗日戰鬥及平易近族精力的關系。后文安身抗戰的地區性差別，誇大實際題材的真正的要害在于：“有愛憎，便有真正的。題材之真正的與否，便看有沒有真正的的愛憎。”
1941年5月起，程應镠創作長篇小說《京兒與小慶》，部門章節交《北疆場》先期揭載，成為幸存的部門。他致友人短箋說：“此小說已述及未述之事與人物，與余均有深摯戀愛”，并自許“作書者之誠摯感情或可掩文字之未及”。
1942年10月，他移職第一戰區政治部秘書，組織《北京人》劇團，掌管排演與表演曹禺的《北京人》，歲末年頭在洛陽連演二十天。次年2月，他在《陣中日報》註銷了《〈北京人〉的喜劇精力》，可視為他的《北京人》導演手記。他比擬《北京人》與《雷雨》《日出》《田野》后指出：“曹禺師長教師的作品，都是喜劇，而只《北京人》里的人物，佈滿著喜劇的精力”，并不同凡響地認定：“《北京人》在這一意義上，就跨越了作者其他三個作品。”《北京人》的熱演招來了軍中革命分子的敵意，當預備排練《演變》時，就闢謠說他是共產黨。目睹讒諂將至，他自願重返東北。
1943年8月，程應镠輾轉貴陽，擔負清華中學國文教員。他一邊為年夜后方的報章副刊續寫散文與時論，同時提倡成立了清漢文學會，斷定“愛與發明”為會訓，謀劃了文學系列講座，親作關于屈原的學術報告，其別人講詩人歌德、童話與雜文等專題。次年9月，他移居昆明，仍寄看于清漢文學會的成長，捐資千元作為會費。
居住昆明時代，程應镠任教于云南年夜學，接續與沈從文的來往，與聞一多、吳晗的關系也趨于親密。他與聞一多論詩，借閱其《楚辭校補》手稿。聞一多警告他要讀《說文》：“非論治史，或是研討現代文學，都要一字一字地當真讀一遍。”程應镠寫的《“一二·九”回想》等都交由聞一多刊于云南平易近盟刊物《平易近主周刊》。他在昆明時代，小說銳減而時評激增。散文除紀實性的《南方五篇》取材于河南軍旅，在《心聲》《重生》《我說》等系列散文中群情性與思慮性顯明加大力度，宣傳政治平易近主與思惟不受拘束成為主導性偏向。這與抗戰后期年夜后方平易近主海潮的低落當然有關，但聞一多的感化也不該疏忽。
1945年，沈從文主編《察看報》副刊《新盼望》，日常編務委托給程應镠，直至抗克服利。他邀約鐘開萊、丁則良、王遜、馮至等師友為撰稿人。聞一多以為這一副刊離開政治，不太同意他介入編務。他在政治上傾向聞一多，在文學上跟隨沈從文，一度試圖協調他倆的關系。1946年7月，聞一多慘遭暗害，他前去吊唁，風聞本身也上了黑名單，便倉促離滇，返鄉出亡。
1947年2月，程應镠抵滬，執教海上高校，結識了孫年夜雨與戴看舒，與詩人臧克家、散文家碧野也有來往。他的小說創作完整中輟，紀事或抒懷的散文也急忙削減，更多改用雜文、時論等文體，劇烈鞭撻與辛辣譏諷公民黨的戰爭詭計與獨裁統治，呼吁平易近主與法治，表白“和國民共在”的政治態度。《相助與扯淡》《癡人說夢》《論耐久戰爭》《寢兵乎？戰爭乎？》，僅從篇名就不難領略其匕首與投槍的戰斗作風。1949年5月末，《瞻望》特刊上的《接待國民束縛軍》成為當時論的終篇。
全部四十年月，是程應镠文先生涯的延續期，此中又分河南、東北與上海三個時代。河南時代，他身處正面疆場，苦悶于難有作為，小說衝破了家鄉題材的局限，紀實仍取自火線見聞，但都貫串著憂心家國的主題，可用其詩句“憂國情懷總未休”來論定。東北時代與上海時代固然跨越抗戰與內戰，作品卻呈顯露配合的宗旨，即抗議政府彈壓平易近主活動，盼望迎來一個全新的世界。“斗爭文字疾風雷”是對這兩個時代文先生涯的自我判定。
四、敢話生平說故吾
鼎革以后，除偶作懷人憶舊的散文外，未見程應镠創作或刊布過純文學作品，這與他自動轉向學者的腳色年夜有關系。但是，其現存舊體詩創作最早作年是1935年，最晚是1988年，前后逾半個世紀，年夜大都年份都有作品。他題贈詩友說：“老往崢嶸另有詩”，不啻夫子自道：舊體詩詞才是隨同其平生的文學文體。
程應镠曾追想齠齡以來的學詩顛末：啟蒙就學對對子，從小就歡樂中國詩；十幾歲在一位堂叔祖領導下讀《劍南詩稿》，良多七言律詩都背得出來；在燕園時對陶潛、杜甫產生愛好。對他深有影響的詩人還有屈原、阮籍、李白與黃庭堅等。從二十歲起，他就耽于舊體詩創作，興之所發，情之所感，見諸吟哦，發為詩詞，已組成其生涯的一部門。他的舊詩總體上學宋詩，作風清麗雋永；諸體中最擅七律，對偶熨帖，好用疊字，工穩中見活動。
程應镠很器重本身的舊體詩，很少註銷，普通都抄示師友。據1977年徐中玉來函說：“兄詩清切有味，娓娓動聽。十余年來，屢蒙抄寄，雖經劇變，篋底幸略有存者。”可證早在上世紀六十年月，甚至劇變時代，他仍將詩作抄贈好友。暗裡傳抄與友朋唱酬恰是舊體詩流播的習見方法。
程應镠的舊體詩創作，有兩個時代尤其值得追蹤關心。第一個時代是上世紀四十年月中後期，不只多少數字可不雅，藝術水準也臻于上乘。此中尤以七律最多佳作，句法詩風頗似陸放翁的平易清雋，家國情懷更近杜工部的悲壯沉郁，《出蜀有感》《西京病后聞歌》《北邙》《三年》《歲末復古游兼呈高阮悌芬》《書憤》《到漢口吊一多師并念滇中師友》《寄高阮宗瀛上海》等，都堪諷誦而足以傳世。古風也有不俗之作，《寄弟渝州》在往國懷鄉之際思親憶弟，聯合經行的山水形勝與難忘的軍旅生活，有感于時勢乖舛而浩氣興盛，長歌不停，一瀉幽憤。全詩流宕轉圜而趁熱打鐵，作風相似李太白；表達的壯志難酬與忠憤憂世，感歎追步杜少陵。
第二個時代是1976年以后的暮年。飽經滄桑，閱盡人世，漸進人生的老景，但跟著改造開放，他老驥伏櫪，壯心未已，在遲暮之年迸收回殘暴之光，舊體詩詞也進進詞翰老成、健筆縱橫的境界。此中《聞一多師長教師殉國三十周年》《莫干山回來贈徐中玉》《友人問疾詩以答之》《示兒》《劉春退居二線》《七十書感》《答問近狀》《雪后初晴》等，都是詩中下品。反思舊事時，既有對早年“移山工作成諸夏”與“白頭爭說少年游”的激情與安慰，也有對壯歲“艱巨歲月天難問”與“七十無成劇可哀”的感憤與遺恨。面臨當下時，既有“十年騷亂思初治”與“夢中猶喜問前途”的喜悅與祝禱，也有“好書可得不時讀”與“文章又見傳播日”的愛護與欣慰，更有“報國誰知白首心”與“欲為神州贊禹謨”的大志與發奮。矚看未來時，既有“半世艱苦念承平”與“泰平承平歌舞幾人醒”的期盼與警悟，又有“憂余七十猶心悸，夢里仍驚下坂車”的擔心與心悸。總體說來，雖有感嘆，但悲觀高昂，“寂寞秋花晚照明”，“日色穿窗照眼明”，貌似即景抒懷，實為寫景述志。
對程應镠早期詩作，作為畢生的學友與詩侶，熊德基的評議值得器重。他致函稱贊說“近年詩越來越好，真是詩到暮年工”；激賞《友人問疾詩以答之》“含蘊深入”，而“中心兩聯都極好極好！‘得掉久諳關世運，榮枯每懼損無邪’，非我們這個時期的人是不成能有此名句的！”
程應镠繼續了傳統學者兼文人的流風余韻，以舊體詩抒發幽獨的性格，書寫生涯的感興，記載切身的遭際，反應時局的變更，維系誠摯的友情，遠寄懷念的親情。陳寅恪以為：“中國詩與本國詩分歧之處，是它多具有時、地、人等特色，有很年夜的史料價值，可以用來研討汗青并補汗青冊本之缺。”這一結論也實用程應镠的詩詞。他的詩詞在思惟內在的事務上具有雙層價值。一是小我史的價值。他經由過程詩詞真正的記敘了本身思惟、生涯和心路過程，讀其詩想見其為人，可藉以清楚其平生的坎坷波折與喜怒哀樂；二是時期史的價值。即如其在《自錄詩草后記》里所說，“此中頗有與時勢有關者，即友朋答贈的篇什，也可見交游”，某種水平上也是他走過期代的投影與折光。
1949年以后，程應镠把重心從文學轉向學術，但此前的陶冶潛移默化地滲透他的研討會議室出租。起首，在他的斷代史研討中，文學成為主要的內在的事務。他治魏晉南北朝史有《形而上學與詩》，對兩者互動與滲入自有獨見；在宋史範疇有《論林逋》與《書王荊公〈明妃曲〉后》，從汗青人物的詩歌切進，提醒其幽微的心坎世界，與舊體詩詞的創作實行也有割不竭的聯繫關係。其次，文學創作中構成的敘事作風直接影響了他的汗青寫作。他的《南北朝史話》，從剪裁設定來看，機動多變地應用了倒敘、倒敘、插敘和錯出、互見、照應等方式，這與他從事過小說寫作顯然有關。他的《范仲淹新傳》可謂詩人寫史的典范之作，筆端常帶情感，行文雋麗凝練，既有汗青的感性與深入，又有文學的豪情與技能，融史學論著的嚴謹與列傳文學的精美于一爐。熊德基評價為“用文學翰墨，寫生平交游”；周一良推贊他“文字清爽活躍，令人著迷。尤其交叉大批詩句，而敘友朋關系，襯托傳主，更覺抽像飽滿”；這些也都得益于他的散文與舊體詩創作。最后，他的文先生涯貫串了報國憂平易近的淑世情懷，這種情懷照樣浸潤在他的《范仲淹新傳》與《司馬光新傳》中，他自稱“對這些人，我總有點偏心”，與文先生涯的依靠一脈相承。當然，這不克不及純潔回于文先生涯的感化，還與他一以貫之的精力崇仰有關。
在中國古代文學史的年夜潮里，程應镠的文學運動不外是一朵浪花；但是，任何浩大巨流不都是一朵朵浪花匯成的嗎？惟其這般，結集他的文學作品，回想他的文先生涯，對峙體復原他的多姿人生，對深刻熟悉他的文明功勞，甚至對周全研討古代文學史與常識分子史，都是富有興趣義的。